中國路線的轉變：從韜光養晦到對抗歐美

 

中國路線的轉變：從韜光養晦到對抗歐美

在改革開放後，中國曾經以「韜光養晦、和平發展」作為基本國策。這條路線持續了約四十年，期間各國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了資金、技術與市場，促成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。然而，當今中國卻逐漸轉向對抗歐美的強硬姿態，甚至將仇外作為社會教育與政治動員的一部分。這樣的轉變，並非單純出於現實利益的爭奪，也與歷史記憶和民族心理深深糾纏。

八國聯軍與仇外情結的歷史根源

中國的仇外心態，往往可追溯至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入侵。當時的義和團打著「扶清滅洋」的旗號，攻擊西方傳教士與中國基督徒，造成大量無辜民眾傷亡。八國聯軍雖以懲罰性方式進軍中國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們並沒有對所有中國人無差別屠殺，而是針對叛亂勢力與戰爭對手。與此同時，義和團在地方上卻大規模私刑處死中國基督徒與外來西方人，行為上違反了契約精神與文明社會的底線。

然而，中國近代史教育卻將重點放在「外國列強的侵略」與「國恥」，而迴避了義和團暴行以及清廷的失敗。這種選擇性的敘事，逐漸建構了一種單向度的歷史記憶：外國永遠是壓迫者，中國永遠是受害者。

契約精神的缺失與反覆的歷史錯誤

在近代國際關係中，契約精神——即誠信與遵守約定——是合作的基礎。西方列強在不平等條約中固然有壓迫的一面，但這些條約至少提供了清晰的規則框架。然而，中國在歷史與當代實踐中，卻時常選擇「以權力為準」而非「以契約為準」。

• 義和團時期，地方民眾因仇外心理而違背對外保護的承諾，導致更大規模的報復。

• 當代，中國雖在全球化進程中受益，卻在經濟壯大後強調「反西方」、「國恥教育」，進一步加劇了國際不信任。

這種循環，使中國在世界舞台上逐漸走向「孤立」而非「合作」。

仇外教育的後果

仇外心態一旦制度化，便不僅是政治工具，更會滲透到下一代的思維中。將「國恥」放在歷史教育的中心位置，而忽略反思自身的責任與錯誤，容易讓社會陷入「敵我思維」：

• 國際合作被視為一種暫時的權宜，隨時可以背棄。

• 對外關係成為動員民族情緒的工具，而非理性談判的基礎。

• 國民心理更傾向於「報復」而非「建設性合作」。

這樣的結果，不僅使中國與歐美關係對立，更可能削弱其長遠發展的空間。

結語

中國從韜光養晦走向對抗歐美，表面上是因為國力增長、地緣政治競爭加劇，但深層原因卻與歷史記憶、民族心理與教育模式密切相關。當國家選擇以「仇外」而非「契約精神」來建構自我身份，最終會讓合作的基礎瓦解。回顧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歷史，本應是一場關於自省與學習契約精神的契機，但中國卻選擇了單向的「國恥敘事」。這種偏頗的歷史教育，正是今日對抗路線的精神根源。

唯有正視歷史中的雙重責任，並真正理解契約精神，中國才可能重新走回合作與和平發展的道路。